非常非常不错的，分析人性，社会，哲学的书.花了二个小时看看完他，很值的看看。
序
1、追寻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一生都在寻找人生的答案。这就好象在茫茫大海里找一根头发细的小针，何其之难啊！这个世界太大、太复杂，而作为一个人又是那样的渺小和无助！但是虽然如此，人类还是孜孜不倦的在追寻！
2、悲剧：
我同样是这千千万万人中的极其普通的一份子。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忽然觉得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这倒不是说这个世界的现实状态不真实，而是世界的精神状态不真实：我们一直在欺骗别人、欺骗自己或被别人所欺骗，而我们一直都是认为这些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被一些愚昧的不真实的理论所控制着，以至于在我们为这些理论作出牺牲而痛苦不堪的时候，却仍然把这些理论奉为珍宝。这是我们人类多大的悲剧啊！
3、觉醒：
痛苦最终是由理论所引起的，那么解除痛苦的唯一办法也就是要对理论做一个彻底的革命。传统的理论，尤其在东方社会，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是“愚民”：他们或者自己抱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或者为了更方便容易的统治他的臣民，所以他们不想让他们的臣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而我们的一些理论家以及一切的所谓的“家”们，更多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而昧着自己的良心为当政者阐述阐释。这些情况下产生的所谓理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显得十分的“深奥”，什么原理、模型、曲线充斥其间，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不禁使人联想到“牧童吹笛”：从一般的道理讲，要学会吹笛，先要学会识谱；要识谱，先要学会认字。可是牧童连字也不认，更谈不上识谱了，而 他却楞是把笛子吹得悠悠扬扬的动听。你说奇还是不奇？是天才吗？不是。有人教过吗？也不是。而是人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感悟。笔者本人就曾经有过亲身体会：我不是天才，不识简谱，也不识五线谱，只看到过人家在吹。一次偶然的机会，人家送了我一把上海产的重音口琴，我觉得好玩，一段时间自己一个人三天两头的乱吹，渐渐地，竟吹得出一些简单的曲子。可见人对音乐的感悟有普遍性。由此想到：人在原始社会是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什么科学的。只是到了后来，人的思想慢慢的复杂了，而且有一部分的人特别复杂，开始专门搞所谓的研究。可是这一些人中绝大多数是越来越把世界解释得复杂和虚无缥缈了。他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可能是我的脑子天生简单。但我总是在想：能不能把一种理论简单一点呢？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看得懂呢？
4、探索
上面关于“牧童吹笛”的那段话在网上公开以后，有许多的专家学者对我群起而攻之。需要声明的是：“牧童”，在这里所代表的，即是一种学术的风气，也代表了社会上最大多数的人群。我们的理论家们，在整个社会中间只是极其小的一部分：理论难道只能由少数人掌握？而理论既然是对世界的一种阐释，难道一定要用一种晦涩深奥的方式来表达？看看我们的许多的所谓“家”们，满纸的洋文，满口的某某某某，他们的文章，充其量只是一种低级的“文抄公”，根本上是因为食而不化所致：自己没有自己的观点，所以只拿那别人的东西来做证明！以此之昏昏，何以使人昭昭？
我同样生活在这个昏昏的时代，当然也同样不能完全的避免昏昏。但是我努力的使自己能够尽量的清醒，并把自己的清醒所得奉献给我的同胞。我并不希望我的随想能够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因为这需要时间和需要觉醒的勇气：我只希望有人——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够对我的某个观点报以会心的一笑，我就已经知足。
1、基础篇：
1、世界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还不足以了解世界的全部：包括地球以及银河系、银河系以外的宇宙，许多的许多，我们只能以科学幻想和宗教的形式去解释。人类生命的短暂性和地球历史的有限性或许将决定人类永远也不能了解世界的全部。但是我们应该而且可以了接的是我们已知的、现实的人类世界——也就是我、我们、他、他们，以及所有人所构成的广义的社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基础、也已人为最终的目的。人，构成了政治；人，构成了经济；人，构成了社会。人是我们这个人类世界最基本的元素。
2、人体
所以，要了解世界，必须首先了解人。人是什么？人首先是存在于一定条件下的物质体，简称“人体”。譬如：桌子，只有在构成它的木头还没有腐烂之前才是桌子，如果构成他的木头全部腐烂了，桌子也就不成为桌子。人，也只有在其各个肌体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才是正常的人，如果某一部分不正常了，他就是病人，如果全部不正常了，就是死人。
3、需要
人的需要是什么样的东西？人的需要是多样性。这比较好理解：从日常生活来看，人不仅需要吃、需要穿、还需要娱乐；从心理学的名词术语说，人不仅有物质需要，而且有精神需要，或者说是有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如此等等。而且我们在这些分类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分类：比如说”吃”，有的人喜欢吃海鲜， 有的人就喜欢吃肉；再比如说娱乐，有的人喜欢画画，有的人则爱好音乐。可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需要–外国人吃西餐，中国人就不习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这里的”不同”，就是多样性的最好体现。作为个体的人是这样，作为团体的和集体的人也是如此。
4、条件
一个物质体的正常存在是需要一定的正常的条件的。桌子的正常存在需要有一定湿度的空气。而人的正常存在也同样需要一定的条件：足够的食物、空气等等。这是所有的物质体所共有的特征，所不同的是：生命的物质体能够主动的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自己的这种需要，而非生命的物质体是被动的满足自己的需要。人，属于生命的物质体，如同普通的动物和植物。我曾经见过山间的竹笋穿破乱石的压迫而顽强的探出地表。人，有何尝不是如此？
5、满足
人如何满足需要？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很简单：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呀。但是人在很多时候（甚至是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是可以想的，但是这些想的东西只有在具备某些条件以后才能实现和满足。比如你想上宾馆去饱餐一顿，那么你就先得有钱；如果你自己没有钱，而你有权，别人也会请你。但是无论如何，总得先有钱。那么钱是怎么来的？必须去挣不管是偷还是通过正常的工作也就是说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这里的劳动是广泛意义上的）。如果没有钱，那么你要到宾馆去吃，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要先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这个代价的最基础部分就是劳动。劳动以后取得报酬，再用取得的报酬来换取（购买）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因此，劳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当然，社会中也有一部分人劳动不计报酬，但上帝也不会亏待他：至少他可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某种需要。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迄今为至的所有历史其实都是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历史。而其他的一切历史，都只不过是这个历史过程的衍生物。
6、发展
人的需要是发展性。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主要是从人的需要的横面上进行分析，而如果从人的需要的纵向角度看，人的需要还具有发展性。这一发展性，按照时间顺序的先后， 主要表现为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这无论是对具体的个人，还是对团体、集体、阶层、社会，都是适用的。比如说一般的人， 总是先需要吃饱，才会去想吃得更好。也只有吃的差不多好了，才会再去想玩和娱乐。 而不会在吃也吃不饱的情况下去想娱乐（这种情况在夸大了的中国式的英雄主义式的电影中也许能够找到）。 再比如现在的手机，从最早的香港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用的笨重的式样到现在功能齐全、小巧玲珑的”掌上宝”， 其中经过了许多变化，以至有那么一些大款和官们三天两头的换手机。这就最好地说明了人的需要的发展性–好了还希望更好： 因为如果手机的式样和功能变化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他们是不会去买的。
7、矛盾
人虽然有各种需要，但奇怪的是：人的各种需要之间并不是相互一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等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人的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 法，更深层次所揭示的，是人的需要的矛盾性：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人既喜欢熊掌，又喜欢鱼；而鱼与熊掌因为不可兼得变成矛盾；所以人的这两种需要也成为矛盾–如果你满足了一种需要，那么必定有一种需要不能被满足。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当官和发财是人人都向往的事，但是这两种需要在正常的社会里是不能同时满足的：当官发不了财，而要发财就要放弃当官–如果你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并因此而去受贿，一旦被捉，就会失去自由这个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你没有被捉，在看到别人被捉的时候，你的心里也不会安宁，你就会失去没有受贿的人的那份宽心，你就失去了作为人的需要之一的”宽心”。所以人的需要总是在两难的情况下进行平衡和徘徊。
8、人性
人性，也就是说人的本性。他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的本性”问题，往往被理论家们带有色彩的眼光赋予“贬义”或“褒义”。其实正如狼要吃羊一样，本来无可厚非，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因为它是食肉动物，不去吃肉，难道去吃草？再说，你说好，它要吃；你说不好，它还是要吃。这是它维持生存的必然需要。我们之所以对狼吃羊深恶痛绝，乃是因为：它吃了我们我们赖以作为食物的羊，而且狼在饿昏的时候也免不了要吃人，所以我们对它狠之入骨。这种以自己好恶评判事物的思维方式，使得我们对狼的本性的看法失却了客观、公正的立场。
9、善恶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对狼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波及到对人的看法。有两种典型的看法：一是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另一是说“人之初，性本善”。这都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其实所有的事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客观存在着，不以人们的好恶和意志为转移。人的需要，从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来看，也无所谓好与坏、恶与善。而只有人的行为——满足需要的过程，才存在善恶。在“人的本性”的问题上，道德学家注重的是具体的人的本性与社会道德标准的对照，而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学家，更需要的是“外科医生”。即撇开一切道德、感情和功利的影响，从纯客观的角度对“人的本性”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解剖。
10、联合
人的个体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满足需要不是总能够通过个体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联合”。这种“联合”，在原始社会是以一种十分明显和简单的方式存在的：家庭、家族和部落。从表面看来，他们联系的纽带是一种亲情关系，但实质上是一种需要的关系，只不过因为信息沟通、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而“无法”与外界的其他人进行“联合”，而只能在家庭、家族和部落内部进行“联合”。家庭式“联合”的产生，一半是为了性满足的需要，而另一半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因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这种原始社会的观念在现在的中国农村的经济落后地区仍然可以找到它的例证：在生了5、6个女孩以后，宁愿做“超生游击队”也要再生一个男孩。这虽然有部分是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观念的影响作用，但是更多的是因为农村依靠的是体力劳动，而男人无疑比女人更强。
11、人类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基于需要满足的“联合”形式，随着人的需要的多样化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逐渐变得丰富起来：家庭、家族和部落的“联合”形式由于交通的发达、信息交流的便捷、以及需要的多样而不再显得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联合”形式。这种取代的程度，在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区域，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总体上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家庭“联合”的动态化、经济“联合”的公司和政治“联合”的团体化。这三种“联合”基于人的性需要、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产生并各有所侧重，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结，又共同构成了整个的人类社会。人的需要，这一看似简单的理论，其实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之中，并左右着一切经济的调节和社会的变动：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此引起，而且始终围绕这个轴心转动。
2、经济篇
（一）构成
1、途径
青蛙想要吃虫子，但是怎么吃呢？是不是心里想一想就可以吃了呢？当然不能它首先必须去“捕”。这“捕”就是“中间环节”。人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个“中间环节”要相对复杂一点：在现代社会，您先要有钱，才能把需要的东西买回来。那么钱是怎么来的？当然有两种途径：直接的也是丑恶的是去偷去枪，间接的也是光荣的是通过劳动。由于偷和抢伤害了别人需要的满足，被社会所不允许，所以是行不通的，因此只剩下劳动这个唯一的途径。这样，需要的满足过程就成为“需要劳动并取得报酬购买需要的满足”。
2、免费
世界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有。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的需要满足也有免费的：比如呼吸空气、比如大小便、比如笑和哭。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两点：1、除非是商家的免费促销，免费的需要满足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2、不仅如此，这些已经很少的免费的需要满足在今后将会越来越少！比如大小便，在没有城市之前，可以免费，而自从城市发展到现代，公共厕所也开始收费了！所以，我们看问题应该从比较普遍的和代表趋势的角度出发，这样才不会使我们的思维迷失方向。
3、过程
中学的物理课上有关于电灯串联和并联的说法。人的需要满足过程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串联的，也有并联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的需要满足过程都要经历“劳动并取得报酬购买”这个“中间环节”，所以我们可以（实际上已经这样）把人（指单个的人）的需要满足过程进行“并联”：即，“人的需要（需要1、需要2、…….）劳动（劳动1、劳动2、……） 取得报酬 （报酬1、报酬2、……）需要的满足（满足1、满足2、……）”。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不用为了满足每一需要而进行每一次完全的过程，如果您一次劳动的钱足够，您就可以用这钱来满足多次的需要，甚至可以不用再去劳动就可以使需要得到满足！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人的需要满足过程进行“串联”：即“需要1 钱购买需要1的满足需要2 购买需要2的满足……”。这一点的意义在于：由于人的需要具有发展性，所以人的需要满足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人总是不断的从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再到高层次的需要满足，这样经济和社会就不断地向前发展！在这里，我们省去了“劳动”环节，但这并表示说我们可以排除“劳动”因为只有在您有足够钱的前提下才能“省去”。
4、互助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现代格言。如果我们用“人的需要满足过程”来解释，就会更加明了。大家都知道：劳动取得报酬。但是为什么你劳动，人家要给你报酬呢？因为你满足了别人的需要！同样，你给人家报酬，是因为人家满足了你的需要！我们假设世界是由病人和医生两个人构成的：那么两个人之间的“需要满足过程”的相互依赖情况就是：
病人：需要（看病）劳动并取得报酬购买（医生的服务）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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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 需要劳动（为病人服务）并取得报酬购买需要满足
在这里，仅仅病人和医生的两个“需要满足过程”发生联系。这个“联系”，就是经济学里的“交换”！而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人的众多，其情况还要复杂和细化的多，但始终也逃不出这个模式。
5、解释
古人有“四两拨千斤”的典故，经济学上也有“四两拨千斤”的范例。凯恩斯就是以“经济人”和“资源希缺性”这两个最简单的道理或事实作为他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使得我们很容易理解和接受他的思想。我不想和凯恩斯相提并论。但是我想：既然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们的经济与人的需要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用人的需要来对经济学作一次重新的解释呢？
6、经济
经济是什么？经济是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人类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活动以及由此而发生的一切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说到底也是一种活动）的有机集合体。经济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也不例外是人类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活动。因为人们知道：单单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的；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依赖与其他人。这个最简单的道理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去想过，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这在几乎一切物品和服务都需要钱去购买的现代社会，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而在人类初始时期的原始社会，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只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和联系没有象现在那样的紧密和丰富。因为在原始社会，人的需要相对比较简单，层次也比较低，人类的劳动以及其他所进行的满足自己需要的活动也就相对简单。随着低层次需要的满足，人又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要。为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就必须开始更为复杂的活动，人类社会的活动范围和相互之间的联系也就随之更加扩大。这些活动的总和，其实就是所谓的经济！其他的一切都是经济的附属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等于经济，经济也等于社会，因为一切的活动都是人类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活动！！！
7、赚钱
经济离不开人。离开了人，经济就不会存在，更没有什么“学”了：
（1）经济要人干什么？
要他工作呀；
（2）人为什么要工作？
是为了赚钱呀；
（3）人为什么要赚钱？
为了买食物、买衣服呀；
（4）人为什么要买食物、买衣服？
因为没有食物和衣服，人就要冻死、饿死 呀；
（5）人为什么要活？
这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呀；
（6）人为什么有活的需要？
这只有去问上帝了（其实上帝也回答不了，因为他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需要”注入了人的思想之中）。
对人来说，“要”、“想”、“希望”所体现的都是人的需要。如果我们把这一连串的问题到过来，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道理：人的活的需要是经济得以存在的重要的基础的必要条件。
（7）那么，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所得已经够他自己买食物和衣服了，而他为什么还要拼命的工作以希望更多的钱呢？
因为他还有家庭，要养活妻子、儿女呀；
（8）如果他的钱已经够养活妻子、儿女了，而他为什么还希望有更多的钱？
因为他们虽然已经吃饱了、穿暖了，但是还想吃得更好、穿得更好呀；
所有这一切，说明人的需要不仅存在，而且具有无止境性。而正是这种需要的无止境性，推动了经济的不断发展。如果人的需要是有止境的，那么等所有的人满足了需要，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必要了。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9）那么，为什么有人已经拿到了很高的工作报酬，却还要和人家比多比少，抱怨自己的太少呢？
因为他他感到干同样的工作，别人比他拿得多，这样不公平呀；
（10）一个企业家，他拥有的资产他一家人每天吃山珍海味都吃不完，他为什么还希望把资产搞得更大呢？
因为他已经把企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他是在追求成功呀。
这里就更进一步表明：人的需要不仅有无止境性，而且具有多样性。人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而正是这种需要的多样性，促使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荣。
8、分化
从上面的“需要满足”图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这是一个描述现代社会“人的需要满足过程”的图表。如果换成是原始社会，那么会有以下几个变化：
（1）需要的满足过程将变得很简单，即：需要劳动产品交换产品使用需要满足。这其中省去了“报酬”和“购买”两个环节。或者更简单，即：需要劳动产品使用满足。
（2）由于没有剩余产品，所以不可能产生投资和企业，也没有税收和国家。
所以说，国家和企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人的需要满足过程”提升到一定程度的衍生物：一些人在需要满足之后还有产品（财富）的剩余，他就开始用于投资办企业因为这样可以取得更多的钱。当然，到了后来，出现了专门靠贷款赚钱的企业银行，办企业就可以直接通过贷款开始。但是一定的担保和抵押是前提。而有一些需要（比如安全）必须要由所有人联合来做，这就逐渐出现了国家和从事国家事务的人但这是以产品（财富）的剩余为前提的如果人们连自己（包括家庭内的未成年人和老人）都养活不了，怎么能够再拿出钱来养活其他的人？
需要满足过程的分化，使得由需要满足过程构成的人类经济活动变得复杂化了。但是，这复杂了的人类经济活动并没有使得人的需要弱化，而是更加强化了：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自己没有这种“需要满足过程”。而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也都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
（二）调节
1、动力
经济的动力是什么？从人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变成最简单化：因为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劳动，而劳动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报酬；但是人并不是说对报酬（包括精神式的报酬）的多少不计较，他自己有一个衡量标准能够体现自己投入的劳动的多少；如果能够准确的体现，他的工作就积极，因为心态平衡；如果不能体现，他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超过实际劳动量的报酬会使人趋向懒惰，少于实际劳动量的报酬会使人趋向消极。这是对一个人的单项的“劳动报酬心态”过程的分析，如果对整个社会进行分析，这个看似简单的“劳动报酬心态”过程就显得十分的重要：积极的心态能够使经济和社会得以正常的发展，而消极和懒惰的心态却会使社会产生动荡和工作效率的低下。所以作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2、极端
从收入分配的直观角度看，在人类社会历史形态上存在过和存在着两个极端的社会形态：平均主义社会形态和两极分化社会形态。前者的例子有原始社会、前苏联和改革前的新中国，后者的例子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二战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改革后现在的中国。如果我们画一个坐标图，用横坐标表示全社会每一个收入阶层的人数多少（M），用纵坐标表示全社会的每一个收入阶层的收入高低(N)，那么这两个极端社会的各收入层次的收入高低与各收入阶层人数的关系有可以用下面两个图表示：
在上图a.平均主义的模式中，由于所有人都实行平均分配（其中的差距很小，可以忽略），因此所有的人（假设为m个）都处在同一收入水平上（收入数为n），即所有人都处在A点，A点和B点和点C重合。
在上图b.两极分化的模式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全社会所有人的收入分为许多的层次，n1为最低，n2其次，n3为最高。各收入层次的人数也不同，一般来说：收入越高的层次，人数最少；收入越低的层次，人数其次；而中间收入层次的人数最多。在这里，B1点的人数最少，C1点的人数其次，C1点的人数最多。
这两个类型的社会形态各有其优缺点：从a类型来说：优点是社会比较稳定，因为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全社会的每个人都不会有不公平的感觉；缺点是社会缺乏活力，因为做多做少都一个样，每一个人追求的是如何偷懒（当然，精神鼓励的因素也许会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对人起到激励作用，但一旦社会开放以后，就会土崩瓦解），所以社会和经济都不会有大的进步。从b类型来说，优点是社会的活力强盛，因为多劳动就多收入，有本事就能多赚钱，每个人都尽可能的多动脑筋、多劳动以换取更多的收入，所以整个社会和经济也因此而获得很快的发展；缺点是社会不稳定，因为钱多的人往往是极少数，而钱少的往往是相对多数，一旦这相对多数钱少的人群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时候，就难免发生社会动荡。
3、调节
我们往往有这种心理：在冬天寒风刺骨的时候我们希望夏天到来，而在夏天烈日炎炎的时候我们又认为还是冬天好。好在春、夏、秋、冬一年一个轮回，没多少时间就过去了。况且现在有了空调，太冷和太热的时候，开一下空调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社会和经济不是气候，不能一年一个轮回，不能今天你想要平均主义，明天就马上换一个样；也没有这样的灵敏的“空调”，可以想多少度就多少度。但是我们可以从人对“冷”和“热”两种不同的气候所作的反应中得到启示：人对温度的的感觉有一个极限，高于某一温度，就感到热，低于某一温度就感到冷，只要把温度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感到很舒适。所以聪明的商家就发明了“空调”。那么，我们能不能给这社会也做一个“空调”呢？
4、模糊
有许多新上任的年轻领导，往往血气方刚，对一些陈规陋习敢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往往是“出事未捷身先死”，终成毕生憾事。而有些老到的官就不同了，他也改，但不是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开刀，而是先放出空气，看看动静，再作道理。他在等什么呢？等反映。哪他又在考虑什么呢？在考虑怎样既能改革又不至于闹出大乱子。如果下面的反映太大，哪他就宁愿不干改革了。到了下面要求改革的呼声强烈的时候也不迟呀。为什么前后两个人的做法不一样？因为他们考虑的问题不同：一个是为了改革，一个是为了稳定。我们肯定认为为了稳定的哪个很糊涂对陈规陋习不问不闻。殊不知，糊涂也是一种聪明。世上没有拗不过去的事，如果真拗不过去，到时候解决也来得及。这“拗不过去”就是事情的“度”。还有一个“黑箱”的理论：说的是只管进去的是什么，出来的是什么，对中间怎么的过程不去管。道理都是一样：抓住主要的，忽略次要的。
5、折中
关于社会的形态问题，平均主义不行，两极分化也不好。那么何不采取折中主义的办法呢？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影响人倾向于平均主义的原因是人的惰性的需要，而影响人倾向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人的追求的需要。这两个需要是相互矛盾的，但又都是人的需要，就象人对“冷”和“热”的感觉一样，需要平衡。而平衡的办法就是“折中主义”既对追求的需要有所控制，也不对人的惰性过分放纵，如下图：
A1C1B1线是“两极分化”，A点是“平均主义”。A2B2C2线是“折中主义”，其含义在于：B2点所对应的收入水平是n_B2，表示高收入阶层所能承受的调节的低限水平；A2点所对应的收入水平是n_A2，表示低收入阶层必须的最低收入水平；A2C2B2线所对应的收入水平区间是n_B2-n_A2 ，也就是整个社会所能共同接受的收入水平区间。经济学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也就在于此。
（三）批判
1、基本
传统经济学根本就没有顾及到人的需要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人有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人才会去劳动（这里的劳动是包括一切形式的广泛意义上的劳动，而不是道德学上所允许或不允许的劳动）。劳动是为了取得“交换工具”。一个人的劳动或劳动的产品通过“交换工具”与另外一个人的需要发生关系。就是这个最基本的“连接”构成了全部的经济！在我们传统的经济学中：“劳动”被称为“服务”；“劳动的产品”被称为“产品”或“商品”；“交换工具”被称为“货币”、“纸币”、“一般等价物”；而“另外一个人的需要”则被颠倒了，被“拐卖”到产品或商品之中，并且称之为“使用价值”！所以，整个的经济活动的解释都被搞乱了。我们来看看下面两个不同的对经济活动一般过程的解释：
（1） 第一种解释：需要满足式。
农民：有需要（生病就诊）劳动（种菜）制造出产品（菜）交换1（卖出菜）取得交换工具（钱）交换2（买进看病服务）需要满足（病愈）
医生：有需要（住）劳动（看病）制造出产品（看病服务）交换1（卖出看病服务）取得交换工具（钱）交换2（买进住房）需要满足（住）
房产商：有需要（开轿车）劳动（经营房产）制造出产品（住宅）交换1（卖出住宅）取得交换工具（钱）交换2（买轿车）需要满足（开轿车）
（2） 第二种解释：劳动（或产品）交换式。
农民：劳动（种菜）制造出产品（菜）交换1（卖出菜）取得交换工具（钱）交换2（买进看病服务）
医生：劳动（看病）制造出产品（看病服务）交换1（卖出看病服务）取得交换工具（钱）交换2（买进住房）
房产商：劳动（经营房产）制造出产品（住宅）交换1（卖出住宅）取得交换工具（钱）交换2（买轿车）
在上面（2）中，省略或忽略了“需要”和“需要满足”这两个最基本的元素。而这，恰恰是使得经济活动存在和发展的最基础的东西！！！如果没有“人的需要”，那么经济活动还有必要存在吗？
2、分配
实践中和理论上的社会收入分配方式似乎是多种多样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人分配、按智分配、平均分配、按贡献分配、按需分配等等等等。我们如何进行选择？或者说哪一种才是合理的？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标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追求的是什么？当然是发展！正如我们驾驶一辆汽车：最佳的状态是既要“快”又要“稳”。所以社会也是如此：既要发展，又要稳定。
那么，如何才能发展呢？或者说如何才能发展更快呢？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推理：
经济是由“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这个基本单位构成的，如果人不想满足需要或者需要多次得不到满足就会使人对需要的满足产生消极态度，从而使“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不能再次进行这样多个的人倾向汇合成了整个社会的倾向或趋势，就使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过程“软化”而如果这样，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经济发生衰退。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要使人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而且使其不断的从低级需要向高级需要发展。因为需要越“高级”，要得到相应的“交换工具”就要付出更多更好的劳动。由此，整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的“质”将更高，“量”将更多！那么用什么来刺激“人”？是分配方式！因为只有更多更好的劳动才能获得更高的“需要满足”！而衡量劳动的“好”、“多”的尺度是“交换工具”量的多少！或者说能不能使更好更多的劳动与更高的需要满足“连接”的唯一途径是有没有足够的“交换工具量”！这里的“交换工具”，在古代是实物，在当代是货币，在将来是信用。如果不按照他的劳动来分配，而是按照平均主义分配，谁还会这么卖力的工作？！如果全社会的人都不工作了，那么社会会变成什么样？！
当然，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1）对社会无能力人士的福利保障，即“按人分配”。虽然不属于“按劳分配”的范围，但主要是出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考虑和人道主义。
（2）按资分配、按智分配。这其实都是按劳分配的演化形式，在本质上依旧是按劳分配。因为“智”是人的劳动力的组成部分，人是有思想有智慧的动物，不是机器。所以按“智”也就是按“劳”。而“资”，如果是在社会法律严明的情况下，一般也都是依法和劳动取得的。用这样的“资”再去取得收入，在本质上、在根本上也是按“劳”！
（3）按需分配。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如果你想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有需要就能满足，那么人还需要“劳动”干什么？而如果全社会的人都不劳动了，那么由谁来“供养”我们人类？不会是“外星人奴隶”吧？所以“按需分配”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如果按照这样做，人类只会退化而不会进步。其实马克思也是人，他不是神！而他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主要的目的是分析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让工人明白剥削的道理，从而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使理论更加完美，他同时也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蓝图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按需分配”。但是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详细分析相比，他在这方面的仅仅是描绘而已，还显得很不成熟！
3、未来
未来社会会是什么样的？在这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回答。但是许多分析家也好预测家也好，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前提：社会以人的存在而存在。
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好，我们就可以作这样的推理：社会是以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只要人存在就有“需要”“需要”的存在决定了经济的存在必要性，“需要”的提升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所以，未来的社会，只要人类还在地球上存在，那么就是一个无限向前发展的社会。就好象是高等数学中“微分”和“积分”，只能是一种不断的接近或趋势。而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也好描绘也好，只是在对其进行“求导”！从“人的需要”的存在性和发展性出发，我们可以对未来社会的以下几方面进行肯定：
（1）“人的需要”的极大提升：一些基本的“需要”的满足已经是很平常的事。生理上的物质的需求在人的总需求中的比重逐渐减少到一定程度（但不会降到零！），精神上的需求的比重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但是人的需求并没有停止发展，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基础需要的满足，人又会产生许多新的“需要”，这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甚至是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的潜在的“人的需要”也从“地下”转到“地上”！
（2）劳动依然是人满足需要的必要手段：因为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劳动所带来的服务和产品，人的需要便很难满足。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人的需要的满足将越来越多的依赖与别人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劳动的“质”和“量”的比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智力”将占劳动中的绝对比重。
（3）个人私有制的必然存在：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殊的需要，这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什么。别人无法知道他的“需要”，更无法代替他（又怎么代替他？）。曾经听过一个笑话：一个“马屁精”总是千方百计讨领导的欢心，领导无论干什么，他都要说“亲自”以示奉承。有一次在公共厕所，“马屁精”先在那儿“上”，后来领导也来了。“马屁精”于是说：“哎哟，领导您亲自上哪？”嗨，你说，如果要别人代替你来满足你的需要，比如吃饭、性爱、拉屎，你肯干吗？所以，人需要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必须要有自己对“交换工具”的支配权！这个“交换工具”过去是实物现在是货币将来是信用或其他的什么。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交换工具”，那怎么可以支配“交换工具”？难道去支配别人的？因此，个人私有制必然需要存在。
4、基因
多少年以来，经济学总是在“吵架”：在经济的运行模式上，资本主义说市场经济好，社会主义说计划经济好。而如今，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在原苏联和中国的带领下，终于在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基础上，承认社会主义也存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所必须的运行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观点仍然有着许多的差别：比如在所有制问题上，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终谁胜利等等问题上。
这就好象两个人在吵架：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原因在哪里？在于两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甚至根本就是感情在支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也在于此：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历史、所信奉的理论和既成现实出发也就是说是从“经验”或者“理想”出发来作出判断，没有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科学思维的角度说，是没有从构成经济的最基本元素出发来研究经济，而是从一些衍生的、派生的二级或三级的概念出发来研究经济，因此必然产生出观点和结论的分歧。这也好象我们对于人体本身的研究：在染色体上的基因还没有被发现和破译之前，对许多的疾病不同的医生和科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而随着基因的破译，许多的问题正在被解答，而以前不同的观点也逐渐趋于统一。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项技术性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对思维性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已经被无数次的事实所证明。而遗憾的是：我们往往是被动地接受推动。如果我们撇开所有的成见静静地思考，便会发现：经济其实也有“基因”！而这个“基因”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人的需要”！
“人的需要”对经济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构成和贯穿了经济的全部过程，而且它必将引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思维领域的革命。因为从“人的需要”出发，不仅可以解决许多解决问题的争论，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解决多少年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如果这样，我们便可以在“人的需要”这个经济共同的“基因”基础上取得“大同”。
5、所有
所有制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含义似乎很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换成普通的话来说就是：一件东西或一笔钱属于谁。这样，问题就简单多了。
首先来看我们现在对所有制作用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1）对生产力的促进或促退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证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其含义在于：只有公有制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所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到一个更简单的道理：经济的能否控制并不是取决于所有制，而是取决于其他一些国家手段，如财政、法律、金融、行政。只要这些手段运用得好，经济危机是可以避免或减弱的。这已经被国外和国内的实践所证明。所以对于一个经济活动来说，所有制并不是最重要的。
（2）剩余价值有没有必要存在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产生剥削的根源。但是公有制其实也可以产生剥削。因为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国有的或者集体的工厂里干活，也不可能取得全部的马克思意义上的这个人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如果在工厂里干活的每一个人都取走了他所创造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全部价值，那么工厂就不可能再有剩余的资金或资本来进行简单再生产，更不用说扩大再生产了！那么从整个社会来说，经济活动便会停止！所以说剩余价值必然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否则社会经济活动便不能继续。
（3）剩余价值谁拥有的问题。从彻底的角度说：如果一件东西是我应该拥有的，那么，无论其他的什么人和团体，无论用什么手段，从我这里分一点去或者全部拿去，都是“剥削”！这个道理恐怕没有人会不同意。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个人对个人的“拿去”是剥削，而对国家对个人的“拿去”不是剥削呢？哦，有一个理由就是：国家的“拿去”是会再“拿来”给你的，但是从实际的操作来看，“拿来”的肯定比“拿去”的要少因为有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他虽然不劳动也能得到国家的福利。所以，剥削不剥削在经济学上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意义在于使工人和资本家产生对立从而可以使革命成功。
（4）私有制好还是公有制好的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独立地完成经济活动，那么他就不会和其他人去联合，那么整个社会都会是“私有制”；如果每一个人不能独立地完成经济活动，那么他就必然会和其他人联合，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是“公有制”；如果有一部分人能独立完成而有一部分不能独立完成，那么整个社会就是既有“私有制”又有“公有制”。所以采取“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取决于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程度：生产力水平越底，越会采取“公有制”；而生产力水平越高，越会采取“私有制”。
（5）“公有制”合理还是“股份制”合理的问题。我们过去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国有和集体。官方的解释是：全体劳动者所有和部分劳动者所有。但是实际上真“所有”吗？没有。因为按照这样的理解，对国有或集体的财产，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有一部分人是可以有一部分的处置权的，但是事实上没有。那么，一个人既没有对某个东西的拥有权也没有对它的处置权，还能够说他“所有”这个东西吗？所以：大家有不是有，自己有才是真的有。在这方面，股份制才可以说是真正的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6）“公有制”和“私有制”哪个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自己出发来看这个问题：一种是你劳动的所得大部分归“国家”所有，一种是你劳动的所得大部分归你自己所有，你更喜欢哪一种？当然你会选择第一种。因为这样你便可以通过多劳动来得到更多的钱，通过钱你又可以得到更多的“需要的满足”。
所以，所以：所有制其实也是一种经济的形式并不存在好与不好的问题。它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圣物”。
6、目的
说到所有制，我们必须对他作出一个性质的规定。因为从总体上来说，只要所有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那么是采取“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从道义上来说，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采取哪一种更合适和两者比例多少更合适的问题。但是所有制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和应该在怎样的环境下运行却是必须明确的。因为这决定着所有制能否最终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问题。
从“人的需要满足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人与人之间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产品（服务）通过货币的交换过程，要使他得以顺利的完成：一是必须自由的“交换”；二是能实现需要的相互满足。作为所有制，说到底，只是在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时，是采取分散（即私有制）的还是联合（公有制）的形式而已，这同样也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选择的自由，二是合作者之间相互的促进。
当然，所有制的含义不仅表现在“交换过程”中，而且还表现在对“报酬”的拥有和处置权力上：劳动者必须对他自己的劳动所得拥有相对多数的支配权。这里的“相对多数”的含义，是指在一个人的劳动所得中，必须扣除公共需要必须的部分包括国家活动的开支和对丧失劳动能力人群的照顾。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全社会每一个人自觉的，既能为自己的需要而劳动，又能自由的用劳动所得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所有制必须排除非劳动所得。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个人通过非劳动的手段取得财产，国家人为的为少数人规定财产分配。这些都会导致人的劳动积极性的退化。比如一个人，他的父亲有一大笔遗产，他应不应该全部继承？从普通的角度看，当然是。但是，这样的后果是会导致他的懒惰和社会的劳动积极性的退化。合理的办法是：根据他的基本生活需要继承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部分作为遗产税。
7、控制
我们对公有制的过分崇拜和对私有制的过分憎恨，最主要的是来源于长期以来东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争论。当然，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传统理论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公有制可以调节和控制国民经济的运行。但事实证明：这种事实上的国家垄断不仅不能使经济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市场竞争）运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伤害着消费者的利益。当然，传统理论的还有一个理由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但是这个理由也不充分：因为这完全可以通过税收的途径解决！所以，公有制存在的理由只能在以下几方面是合理的：
（1）作为单个的人或单个人组成的股份组织不愿意投入、但又是整个社会所必须的项目，即无利可得的公益性项目。
（2）作为企业和个人在现阶段无力投入，但是又是整个社会所必须的项目。即虽然有利可得，但个人或企业的资金和能力还不足去投资经营。
（3）某些涉及国家安全和公众安全的项目。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公有制可以有两种解释和理解：作为传统理论的公有制国家或集体所有，作为新的意义上的公有制即个人投资者自由组合而成的股份制（从本质上来说是私有制）。从整个经济来说，我们应该提倡后一公有制，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一种所有制中的合理部分。至于哪个更多一些为好，则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所以，公有制多一些或者私有制多一些，并不是衡量一个社会或经济最本质的东西，也不是体现一个国家能不能控制经济的根本标志。作为一个好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使社会上每一个人的需要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来加以满足，同时又要保持劳动者的充分的劳动积极性。前者是为了经济的直接目的，后者是为了保持这种目的能够长久的达到。
8、权利
我们要说“公有制”和“私有制”，必须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所有制。其实我在一开始也犯了这个错误。理论界的解释有许多种，但我的最通俗的理解是：所有制是国家对谁拥有社会财富处置权的强制性规定。这里的“处置权”，应该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权力，也就是说，那个“谁”，可以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随便的处置他“所有”的财富。否则的话，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因为是我的，我当然可以随便处置！
但是现实中的“所有制”有太多情感或政治的色彩。最主要的，是什么应该谁“所有”，什么不应该谁“所有”。传统共产主义理论家把社会财富分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种，认为生活资料可以由个人“所有”，而生产资料则应该“公有”（即国家或集体所有），理由是如果生产资料由个人所有会产生两级分化和以及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私人占有的矛盾因为如果是商品经济（其实现代社会必然要采取商品经济这我将在以后专门讲），如果容许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相当程度的存在，必然要自由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必然会产生极少数的“垄断”，由于“垄断”是排斥竞争的，所以“水脏了连孩子一起泼掉”，所以“私有制”不好，所以要采取“公有制”！？但是就连马克思可能也没有想到：“公有制”其实又是一种新的更加厉害的“垄断”！它在更深的程度上扼杀了竞争，也就使得人们普遍的丧失了由经济利益所驱动的劳动积极性，只是凭一股“革命热情”在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工作！马克思还没有想到的是：解决垄断问题可以通过国家法律的手段！比如美国对微软公司进行的“反垄断”。所以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就是对程度的控制，即：如果某一经济行为违反了社会的利益（包括长期的和近期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就去干涉。但是干涉的标准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贫富差距、比如企业规模、比如通货扩大，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而去干涉，效果会适得其反。当然这里不包括那些故意的经济犯罪，如欺诈等。
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私有制好还是公有制好。我们既然承认人有生存权，那么人作为生存着的人，必然有对自己需要满足的权力！我们社会主义的目的不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吗？而他要满足需要，必须要通过劳动取得与他人交换产品的“交换物”，否则他如何满足需要？！而在劳动中，必然要“多劳多得”，如果平均分配，谁有积极性？那么如果他劳动的所得，在满足部分需要以后还有节余，想去投资以去得更多的“交换物”，可以不可以？当然应该可以，否则经济和社会就不会发展了。那么他投资的所得他可不可以拥有？也当然可以拥有，如果不容许拥有，谁还去投？那么好，结论出来了：我们不仅应该容许个人对生活资料有“所有权”而且应该容许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当然，他应该拿出一部分作为上缴国家的税收作为公共开支之用。最后一个问题：贫富差距大了怎么办？简单用税收呀！
所以，初了一些个人无力或无兴趣去干但是又是整个社会必须的领域需要国家实行“公有制”，其他的领域，都可以而且应该由个人去投资。至于他们是采取单个人还是多个人的联合，他们自己会选择，不用管的太多。
所以，在生产资料上对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划分是毫无意义的事。讲得通的划分办法是把所有制分为“个人所有制（单个的人投资）”和“共有制（多个人的投资）”，而在生活资料方面，同样可以参照，如夫妻之间的财产便是“共有制”。
9、改革
对任何理论的说明，最为流行和最有力的证明是现实。其实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有许多已经发生，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而已。在所有制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我们3、40岁的人都有这个记忆：在80年代中期前，我国的经济基本上由两块构成城市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 。因此，个人老板是绝对没有的，因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或者就是“资本主义”。而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然这其中的变化与国家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与其说是国家的政策主动起主导作用，还不如说是“所有制的 自然变动”的规律在促使国家被动的采取这种措施。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国营和集体企业在所有制上的三次“自然变动”。
第一次：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向乡镇企业的资产转移。80年代中期，中国掀起了一股大班乡镇企业的热潮。乡镇企业怎么办？天下不会掉下馅饼，务实的乡镇干部采取的是一种“挖墙脚”的办法，一批一批的土特产，一次一次的登门拜访，用老乡的关系，借亲戚的牌子，于是一家家“XXX��XXX联营厂”便拔地而起挂的是国营大厂的牌子、用的是国营大厂的技术、借的是国营大厂的资金、做的是国营大厂的产品（或零件）。这样，国营大厂的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在无形之中慢慢地变成了乡镇企业的集体资产。而这是国家提倡的！
第二次：是乡镇企业向私营企业的转变。90年代初期，大多数的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可以说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自留地”或以亲戚的名义或叫别人挂名，而做的业务是和自己负责的集体工厂一模一样。这样的后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了个人“自留地”日益兴起而集体企业日益衰弱。而当初我们的国家也是提倡的这就是乡镇企业的“转制”！
第三次：是国营大企业向股份制的转变。90年代中期开始，国营大企业终于熬不住了因为大量的亏损和潜亏。股份制的形式有许多种，按照股份性质分：有国有的、集体的和个人的，但是最主要的是大量个人的参与而这主要的表现在上市公司。
上面三次所有制的变化，如果我们不留心，是难以发其中的规律的：总的趋势是“从国有集体个人”。这其实是所有制从空想到现实的回归，是所有制顺应“人的需要”的自然的变动，而国家只是被动的适应。当然能被动的适应，总比不适应要好的多。
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动，道理很简单：人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所有制直接关系到劳动的产品能不能被“我”用来满足需要。那么，现实的情况就是：所有制是“国有”的，“我”只有一点点；所有制是“集体”的，“我”稍微多一点；而所有制是“个人”的，我就就有大部分了。人的工作积极性由此提高。所以从这个简单的道理去分析，对我国所有制的变动是不难理解的。
所以采取“个人所有制”或“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共有制”，才是正确的所有制选择。
10、剥削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分配方式有“按劳”和“按资”两种，但是其实是一种错误。“按劳”其实等于“按资”。
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是：我们对劳动价值的认识存在偏差。一般的认为是：劳动的价值就等于报酬。但其实劳动的价值可以分为潜在的价值和实现的价值：报酬只是已经实现的价值，而另一部分的价值还没有实现，这就是“潜在的价值”。这部分“潜在的价值”怎样实现？是通过对部分（因为其中一部分报酬要用于满足基本需要）报酬的投资或出借来实现的，潜在的价值等于投资收益或利息收入。如果没有去投资或出借，那么这部分潜在的价值就不能实现。所以，劳动的总价值应该等于实现的价值与潜在的价值之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按资”=“按劳”，而且“按资”（个人按资，下同）根本不是剥削的根源，只有人的能力的差异和国家管理上才是造成“剥削”的根源！。如果国家的法律有力，那么就不存在偷、骗等非劳动的收入。那么，就是所有的“报酬”都是劳动的结果。在这个前提下，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剩余的报酬去投资或出借，每一个人都有成为老板的可能。当然我们说“按资”是剥削的根源，还有三个原因：一是有些人没有劳动的机会或能力，但这并不是“按资”所带来的，而是国家的社会保障、教育、福利、以及地理、历史等原因所造成的；二是认为“资本家”在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这在现实中也很难区别究竟有没有剥削资本家提供设备技术（其实他还提供了决策、管理等方面的劳动，而这方面的劳动价值怎么算？），工人提供劳动，一个产品出来了，比如卖了10元钱，扣除材料成本，剩下的收入资本家和工人究竟按多少比例分是合理的？恐怕连马克思也算不出来！如果我们算不出，怎么能说他是剥削？三是有一部分老板在偷税漏税、在做假冒伪劣产品，但这是国家的法律或法律的执行所造成的。
上面我说的是用自己劳动报酬的剩余部分投资或出借以实现劳动“潜在的价值”，那么如果是借别人的钱去投资，是不是剥削？当然也不是，因为他同样是付出了利息这个代价！至于其他方面的，同上面是一样的。
再说，货币也是商品，一个人只有通过劳动或出卖劳动产品才可以取得。如果他用自己劳动的报酬去投资，只是实现劳动的“潜在的价值”，何罪之有？
11、所在
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家其实是很开放的经济学家：擅长于解释理论。根据邓小平他老人家的“姓社姓资”的理论，演义了一个很好的解说：市场经济存在的根源是由于存在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存在着商品经济，个别劳动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所以都需要市场经济作为中介。就这样，把我们一直认为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的范畴中剥离了出来（见书6-10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
但是这样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论纲〉又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是有本质区别的，而这个本质区别是在于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但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作者是这样解释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是“以资本家私人垄断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为主体，以及个人私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等与之并存”；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见书10-11页）！而所谓公有制经济的含义，“是指生产资料和产品由全国劳动者共同所有或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经济形式，它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而且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而非国有经济，有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
那么这两种所描述的所有制经济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从纯粹的撇开政治观点的角度来看两种所有制结构的构成主体。“国家所有制”的形式无论前面和后面加上什么样的定语或补语，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反正是国家所有企业拿不到个人也拿不到到底那一个人和企业敢说这是我的？因为既然是一种所有权你必须同时拥有相应的处置权力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企业和个人有这种权力权力在国家所以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两个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其实是一样的！在实际工作中，我碰到过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县供销联合社的下属公司要进行转制前的清算，同时要转换职工身份（就是将职工转为社会人），坏就坏在这个公司有很多利润结余。于是职工提出要将这部分的结余大家分掉理由听起来也很有道理这个公司是集体的是我们白手起家办起来的而且国家没出一分钱所以这部分的结余应该归我们全体职工所有！于是我们只好到处的找政策依据，最后认定：这部分的结余归国家所有（由于县供销社是国有资产的委托管理单位，所以这些结余由县供销社管理）！而且这些决定的作出是根据中央和省市的明文规定的！所以国有经济也好，集体经济也好，都是“公有制”！个人只有抽象的所有权而没有具体的所有权！当然，有的同志会说：国家收入的再分配不是体现了全民所有吗？但是同志，我们能否认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收入在分配吗？
为了说明他们的观点，书中又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1、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2、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3、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见书37页）。”这样看来，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要看国有经济的情况而定。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制是“公有”还是“私有”要看经济总量中国家所有部分的比例多少如果是这样，到也能自圆其说，因为书中说：“美国国有企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公用事业方面；联邦德国国有经济在总产值中占11%，国民经济中的的基础设施几乎完全属于国家所有；日本国有企业在全国就业人数和产值中的比重一般在5%-10%之间，国有企业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社会福利事业（见书96-101页）。”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比重肯定要比他们高但问题是书中又说：“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总量将会继续增加，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分布更加合理，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会有所减少或降低。”！为了防止被人误解，书中又接着说：“但这种降低：第一，不意味着国有经济的绝对量减少。第二，不意味着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减弱，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时间的控制力上（见书53页）。”好，现在他们把问题引到“控制力”上了！因为也就是说：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是在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上控制力强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控制力弱是私有制是资本主义。那么什么是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呢？书中说：“这种实际的控制力主要体现在过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分布上，素质越高，分布越合理，控制力越强，并不是比例越大，主导作用越强。从数量的主导到控制力的主导，这是一个崭新的认识。”那么我要问：1、你们能说现在社会主义的我国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分布比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更高和合理吗？2、如果是更高和更合理，那么为什么国家要花这么大的精力“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为什么要搞“股份制”？3、如果比他们更差和更不合理，那么岂不是他们是社会主义，而我们反到成了资本主义？！还说是“一个崭新的认识”！在逻辑上是何等的荒谬！！！！！
这本书是作为中央党校函授教育的教科书的，可以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是却发生了如此大的逻辑错误！这并不是偶然的，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要么是因为参加写作的人太多，观点之间缺乏沟通。2、要么是我们的理论家们还没有把这个理论搞透。3、要么是因为由于政治的原因不敢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
这三者，以第三种的可能性为大。因为编书的都是教授级，而且是中央党校的教科书，不会这样不严肃吧？其实问题的解决十分的容易所有制形式其实也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种经济的形式（市场经济是经济的运行形式，所有制是经济的所有形式），是“中性”的东西！谁所有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国家最终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调节，而且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所创造的财富最终还是留在社会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好好的向沿海开放地区的干部门学习，他们提出的“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有一句顺口溜很能什么问题，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意是这样的：你投资，我欢迎；你发财，我收税；你倒闭，我不管。一个地方如此，一个国家也应该如此。
但是要说出这一句话又十分的不容易：1、因为邓小平他老人家只说过“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话，没有说过“所有制”问题；2、如果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容易使整整的一代人在信仰上产生危机。而我的话，也就只能在这里打住。
二、社会篇
1、社会
社会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问得有点傻。因为在我们出生的时候，社会就已经存在了，而且至少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年。存在就是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况且有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等等，已经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解释：诸如生产力发展决定论。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所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所阐述的对象，都只不过是后来的、异化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形式的、外表的东西。就好象我们看一幅画：看到的人都会说是画，但其实它只是在画布上面的、由各种不同的化学成分所构成的不同颜料所组合成的“综合”颜料而已。社会其实也是如此，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是人。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一个人，或者说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那么社会还存在吗？经济还存在吗？答案当然是明确的。因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人不可能离开群体而生存；离开了群体，人就不可能在社会上正常地活着。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他的每一个人。这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体现得更为明显。同样，社会也离不开人，离开了人，社会只会是由所有的机器、马路、青山、绿水所组成的“空城”。所以说，社会是为人而存在的，人也是构成一切社会活动的最基本单元。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但家庭的细胞是什么？当然是人。所以，人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的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2、独处
人为什么离不开社会？这个问题的完全回答可能要等到人类的基因科技发展到可以完全破译人的全部基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如果人可以完全离开社会，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有许多独处的人。但是“独处”的现象在实际上是没有先例和不可能的。在历史和现实中，不乏许多看破红尘的人，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不能真正脱离红尘，除非以死相换，一了百了。尼姑、和尚、道士、居士、修女、修士深居简出，似乎可以说“独处”。但是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处”，他们依然需要和外界打交道，而且外面的人也要和他们打交道。否则的话，他们的食物从何处来？他们购买食物的钱又从什么地方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在这里，“打交道”对人显得如此的重要，以至离开了这个“打交道”，甚至连和尚也不能生存，更何况没有看破红尘的烩烩众生！“打交道”包括许多的内容，但最基本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不是一个人自己与自己的交往（这其实不存在）。一个人与一个人的交往形成了一个人与一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与两个人的交往形成了两个人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群体（世界）中的人的相互之间的相互交往则构成了整个社会关系。而决定人离不开社会的原因竟是最简单的“人的生存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和丰富起来的人的多种多样的其他“需要”！而如果人没有这种“需要”的天性，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或者希望，是完完全全可以真正“独处”的！
3、不同
人和人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撇开现有的一切，那么人与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两个眼睛两条腿。但是人和人又是不同的：有的人地处高位耀武扬威，有的人活在低层苟且偷生。同与不同之间真是相当的奥妙。
说实在的：世界上特别聪明和特别笨的人都是极少数的，大多数的人是差不多的能力也好智商也好，只是由于三个原因：1 客观的条件；2 自己的努力；3 机遇或机会。使有的人成为伟人，而有的人却成为普通人。
又比方说人的素质：为什么有的人风度翩翩，有的人却满口污水？其实风度翩翩的人心里有时候也想骂人，但是他知道骂人的后果，而且能克制自己。人在这方面的差别并不在于想还是不想，而是在于做还是不做。
所以人其实并不需要悲观：因为人与人是差不多的，如果条件具备，你也可能有机会象他一样。一个人的成功并表示完全的取决于他的能力和水平。
4、禅机
人的一生都在寻找答案。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做人”的问题。在这方面，现存的有许多，诸如名人名言、古人老话、长辈教训等等等等。虽然这些话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大多数人一开始并不会就照这样做，而是自己做自己的一套。直到经过了千幸万苦或者老得不能再老的时候，方才想起不知在什么时候学的一句话实在是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该受的苦也已经受过了。如果这就是“禅机”的话，那么参透“禅机”是事后的事，而不是事先的事。
于是想到人也是一个动物：虽然复杂了一点，但是依旧是由肉体组成的。就好象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只有在多次重复的“刺激”以后才会形成。这里的原因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没有深入地去解释，只是摆出这样一种事实或现象并且证明它是“规律性”的东西。现在我倒有一种想法：人不是由许许多多的细胞构成的吗？而细胞不是由许许多多的分子原子构成的吗？所以，人是一个化学体！里面是由许许多多的化学物质构成的！在中学读化学的时候，读的最多的是化学反应：
XXX + XXX =XXX + XXX
其实人也是这样的：从小到大在环境的不断作用和刺激下，在体内形成和积聚了一种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的物质“ABC”；这种物质越积越多，到最后达到了一定程度，使得原来的“非条件反射”变成了“条件反射”；于是一个人对某一问题便有了一种本能的反应：或是好或是坏，或是去做或是不去做，等等等等。这“ABC”有很多种，左右着人的各种思想、行动。除非是科学发展到可以破译和改变某种“ABC”，才能很快的达到改变某人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为什么有时候心里以为某个事是不好的或不应该去做的但是却依旧要去做？或者是表面上认为不好可内心里却仍然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只有一点解释：是某种“ABC”在起作用！或者说是某种“ABC”的对立面的另外一种“ABC”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制约这种“ABC”的程度！
所以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别人，都要学会宽容。世界上每一个人，他的想法的形成都有其特殊的与你不同的背景，所以他才会有这样那样的或者是令你讨厌的思想和行动。而他的改变不仅需要实践的不断“刺激”，而且需要某种“ABC”的积累过程！要不，为什么有“江山好移、本性难改”的老话？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原谅那些危害到别人生存的行为，否则社会就不象样子了。
5、金钱
在读研究生进修班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有姐妹俩，在美国是姐姐，在中国的是妹妹，在所在的国家里她们都是属于“白领阶层”。姐姐一到美国就用银行的贷款买了一幢小别墅，分期还款，50年后，她还清了贷款；妹妹在中国拼命的赚钱积钱，50年后也终于有了自己三室一厅的新住宅。有一天，姐妹俩聚到了一块，说起了自己的辛苦经历，也说到了房子。姐姐说：“我虽然辛苦了50年，但我也享受了50年，值得。”妹妹说：“我虽然辛苦了50年，但我只是辛苦，没有享受，现在终于可以享受了，可是人也老了，年数也不多了。”
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其实蕴涵了极为深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哲理。这就是“人为钱服务”还是“钱为人服务”。
如果把问题这样明明白白的摆出来，恐怕没有人会说“人为钱服务”的：“钱”本身就是工具既是人创造它的，又是人在用的所以当然是“钱为人服务”。是呀，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国人还远没有如此，更多的人，其实是成了“钱的奴隶”，是“人在为钱服务”！
这也难怪：（1）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已经是十分的完全，社会上大多数的劳动者没有后顾之忧，也根本用不着存钱来防老防病。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2）国外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比较高，能够承受较高的固定的分期付款。而中国的国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3）国外的贷款和信用制度发展比较成熟，各种手续比较简单。而中国还仅仅是这几年刚刚起步。我的一个同事上段时间在办“按揭买房”的手续，其中的一项是要单位担保。而我们的单位是一个连经费都没有独立的行政单位，况且上面明确规定各级财政也不能担保。再说，个人买房是个人的债权债务，和单位又有什么相干？真不知道银行是怎么想的！？
但是中国现在是有条件和有必要培养国人的这种“消费”习惯的：因为已经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只要分期还款的额度适中，手续简单，是能够动员很多一部分人的。如果我们把这种“消费习惯”推而广之，不仅可以使更多的中国人“提前”享受劳动成果，而且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6、 人己
今天上课听老师讲了一个观点：江总书记说要“以德治国”，那么这个“德”要怎么样的“德”？老师列举了人与己在利害关系上的四种形式：
（1）损人利己：这是任何社会都不提倡的；
（2）损人损己：这是谁也不愿意做的；
（3）损己利人：这是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典型的有雷锋；
（4）利人利己：这是一种新的观点。
人与人在利害关系上只能是上面四种形式，前面两种可以排除，关键是后面两种。究竟选择哪一个？实际上涉及到对现代社会中人的道德水准和人的本性的认识问题。从内心来说，我们都希望其他人是“损己利人”的雷锋，真正像雷锋那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很少，包括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在个别事情上像雷锋一样的人也不少，但是“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像雷锋那样“一辈子做好事”的人也是很少。而且世界上也不可能都是“损己利人”的雷锋，因为这违背了人的本性：人首先要自己生存才能做好事，而且自己的生活水平越高才能做更大的好事，比如只有做老板的人才可以一下子捐出10几万、几百万，如果是下岗工人，连自己的生活都没办法过，甚至生存都有问题，你叫他如何帮别人？要帮，也只能是一些不用钱的事。再说，如果社会上的雷锋多了，社会的进步也会成问题：大家都不要报酬，你帮我、我帮你，很容易造成人的懒惰。而且在小时社会中的确是思想底的人占多数，你不叫他损你已经不错了，还要求他损己，那他就更不愿意了。所以我们应该容许利己，在利己的前提下提倡利人，才有可能使大多数的人接受和做到。否则，一味的把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的人的觉悟来要求现代社会的人，不仅不可能被人接受，而且也根本无法实施。
7、名人
媒体上关于名人的什么“绯闻”、“丑事”接连不断，沸沸扬扬的一阵子以后旧的渐渐被人谈忘了，新的忽然又会冒出来。真是热闹非凡。
人们为什么对“名人”的事这么关心呢？这至少有以下几个：（1）媒体为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2）人们对“名人”的妒忌“哈哈，你看名人，也和我们一样！”自己在能力上不如名人，所以看名人如何出丑也成了一种乐趣；（3）名人的名气大你的名字“XXX”恐怕只有你的亲属、同事和朋友知道，而“名人”的名字恐怕全国全世界都知道人们不议论他难道来议论你可是他们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啊。
想来也很替“名人”委屈：我也是人，怎么你们老是抓住我不放呀！
也是，名人也是人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他当人普通的人呢？很多年以来，我们总是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说明了人们有一种思维习惯：某些人比某些人聪明、某些人比某些人怎么怎么的所以这些“某些人”是不应该犯错误的如果一不小心犯了错，就应该口诛笔伐！
其实，我们的思维习惯出了问题：其实，世界上的人，很好很聪明的人和很坏很笨的人都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是差不多的无论在什么方面。况且他的成功，里面究竟有百分之几是他个人的努力也实在是很难说。有一个朋友说的好：看看现在都是研究生博士生的，表面上是高人一等，但是骨子里还是老样子。妙哉！此语！
人，其实，就是人。你想的东西，名人也在想。所区别的是：名人处于被人瞩目的位置，所受的军队多，所以很多事他想是想但是不会去做有时候反而会刻意的装扮自己。而你说所受的监督有限在没人监督的地方，你就会随心所欲的发泄一通。名人的犯错其实就是他本性暴露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以至于授人以柄。
是不是这样？你想想自己就知道了：小时侯的习惯你现在还保留着。
8、文人
（1）引子
最近，《宁波日报》的第321期《文荟》在《拾萃-法治》栏目刊登了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的七十年》的节选文章——《鲁迅鲜为人知二三事》，其中有一段话颇为令人深思：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的大胆的假设，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部托出。”看到这篇文章着实使我今生的大幸。想必许多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也都会有和罗稷南老先生一样的“一身冷汗”的感受。而我，除了这感觉外，更是悟出了时代与文人或者文人与时代的微妙的关系。
（2）文人
鲁迅是文人，而且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人。他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为己任，以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与当时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基本性格是“正直”、“好斗”。他因为此而名垂青史，也因为此而深受迫害。
中国人对“文人”概念的理解向来是十分广泛的：凡是拿笔的做学问的都是文人，也因为对科学的认识和体会来的晚，所以绝没有象外国那样把文人分成什么学家什么学家的，而是一概的称呼之。国人对文人这样的理解其实也在潜意识里蕴涵着对文人这一社会特殊群体的共性的概括和认识。就譬如鲁迅的“正直”、“好斗”的性格，其实就是中国文人性格的一个聚焦和典型。虽然有许多人不及鲁迅那样的极端和突出，但是都或多或少具有那方面的倾向。我曾经在文学网站《新文网》的《新文论坛》里发表过一篇《诗人的性格》的短文，在那里构成主体的诗人们都很认可，其中就曾从侧面提到过“正直”和“好斗”。当然，也有文人不“好斗”和不“正直”的，这倒并不是因为他本质上不“正直”和不“好斗”，而是他“假装”这样，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免遭迫害和取得当政者的庇护。
文人的这种性格形成，有其客观的原因。第一可能是因为基因：爱读书、会读书、会钻研，有的人生来就不喜欢读书；第二是因为读书可以明理，读的书越多明的理也就越多；第三是因为明的理多了，自然要当“先生”，对不合“理”的事和不合“理”的人就要多说两句。讲“理”就是“正直”，“多说两句”就是“好斗”。所以文人的“正直”和“好斗”的性格是不可避免和无可选择的，除非外界有强大的压力才能使其中的一部分人改变性格。
（3）时代
我总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社会都可以用两种类型来区分：革命的时代和不革命（和平）的时代。而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时代需要。
时代是由谁来控制的？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搞清楚时代的需要相当的重要。一个社会不可能每个人的需要都是相同的，而正因为需要的不同才有相近需要的人为争取共同的利益而结成利益同盟，我们称之为阶级或阶层。有利益冲突必然有斗争、必然有革命，而斗争双方的力量彼此消长便构成了时代的“革命”与“和平”的更替和区分。所以在“谁控制时代”这个问题上，并不一定是当政者控制时代：在当政者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力量大于非当政者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力量时，是当政者控制时代；而当非当政者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力量大于当政者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力量时，是非当政者控制时代。
控制时代需要的是控制时代的阶级和阶层，而由于控制时代的阶级和阶层的不同的政治需要，其所追求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同的：当政者控制时代时，追求的的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因为这可以使得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可以继续享受己定的利益；而当非当政者控制时代时，他所要求的是不稳定也就是“斗”的环境，因为只有“斗”、只有斗败当政者，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才能够完全取得他们所要求的利益。
（4）文人与时代
文人的这种性格与时代的变化之间的吻合与冲突，构成了文人大喜大悲的不测命运。文人的这种基本性格使既定的，而时代的变化的不既定的。在时代需要稳定的时候，时代的控制者需要的是服从甚至是愚昧的性格，因为这样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而时代需要不稳定的时候，社会控制者需要的是斗争的革命的性格，因为这样有利于他们取得政权。这就是最简单的最实在的却也是使我们国人困惑多年的文人与时代的矛盾规律。
毛主席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并不拘泥于经典马列主义的条条框框。“农村保卫城市”是一例，“统一战线”又是一例：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的对象是一切爱国的社会力量，当然也就包括国民党，为什么？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单靠共产党自己的力量抗不了日，二是共产党的力量还没有达到可以可国民党抗衡的程度，还需要积蓄力量。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不同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已经达到可以和国民党抗衡的程度，所以国民党不再使团结的对象而成为革命的对象。
毛主席的实用主义哲学同样反映到他对文人的态度上：在革命时期，他团结文人为我所用，所以也就对鲁迅这样文人中的文人予以推崇和支持，因为他是非统治者；而进入到和平时期，他是执政者，需要的是稳定。所以如果鲁迅先生如果仍然活着，他必然继续要拿“匕首”和“投枪”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其好的一面，也肯定有不好的一面，关键是那一面占主流），所以鲁迅的结局也只能是“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同样换了别人，大概也会走与他一样的路。因为时代与控制的规律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客观规律。所以现在看来，毛主席这话是道出了他内心思想的真实的想法，是不奇怪的。依此类推，“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反右”等等一系列我们本以为奇怪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5）后记
文人是时代的文人，而时代不是文人的时代。文人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只能依附于某种主流的社会力量而存在而作用。文人与时代的关系如此，时代控制的规律如此，历史的教训如此，所以作为现在的文人是应该放弃太多的幻想而更多的注重于实际的。不同的时代对文人有不同的要求，倘若在错误的时代错误的发挥了不应该发挥的性格。那么毛主席对“鲁迅今天如果仍然活着”的话，恐怕就要应验到我们的身上了。
9、学人
自从2000年9月可是写《牧童学说》、创办《牧童学说》网站以来，通过网上的交流接触了很多的学人。这其中既包括在校的教授和学生，也包括在野的网上学者和写者。也看了许多的学术文章和学术网站，包括官方的，也包括民间的。所有的这一些，都使我受益非浅。
然而在受益的同时，却隐约的感到中国的一些学人身上，有着一些与科学精神极不相称的怪现象。现姑且列举几点。
（1） 火气太盛。遇到有人对他的文章和观点提出疑问，便左一个“你懂吗？”，右一个“你读过某某某的几本书？”，情绪性的语调而非论证性的说理充斥其间。另一面，如果是看到自己不喜欢的观点，则是狂妄的断下结论，诸如“起点太低”、“文字游戏”、“天马行空”等等，而结论的下面是空白，至于为什么这样，一点也没有说明。自小以来，我就知道做学问的人最讲修养，也最讲道理，可是现在不知怎么了，好象都吃了“火药”，一有火星就“爆炸”！况且来说，争论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和结论的完善，与人与己都是大好事，平心而论，有什么不好呢？
（2）言必称某。翻开一些学术著作，或打开一些学术网站。有相当的一部分的词句是外国的学者名字、术语或者是英文夹杂，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和创新。这其实与我们当初的“言必称马列”如出一撤。学人，所谓做学问的人也。既然是做学问的人，除了介绍和解释某某名人的观点时需要偶尔引用他的话以外，主体的东西应该是自己的思考所得。我不知道我们的学术界在已经对马列主义的教条式“研究”进行了反思之后，为何又陷入了另一个教条主义的泥坑？如果是无意为之，则可以用思维习惯解释之；而如果是有意为之，那么除了因为自己的肚里无真货或者头脑里没有自己经过思考的创新以外，很难想象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3）清高寡合。其实，在学术界也还是有一些人真真在搞学问的。真搞学问是好事，但问题是有些人故意把一些问题复杂化，似乎这样才显出其水平和档次，类似曲线、数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推而广之，在网站的首页上便要印上“某某大学教授”“某某研究会理事”等等一系列的头衔，言下之意似乎是说：“我的头衔这么多，文章的水平就更不必说啦！”。可是先生：你是要人看你的文章，还是要人看你的头衔？
四、钻象牙塔。动不动就是定义，动不动就拿出个危言耸听的惊世名言。唯概念是问，唯理论是高，却不愿意看看劳苦大众在干些什么，也不愿意问问芸芸众生心里在想些什么。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弄到后来，连自己使从那里来的都不知道了。于是便有学者开始相信法轮功，从唯物主义走向了唯心主义，研究科学的人反尔成为了反科学的人。
学人的这些怪现象，其实是与科学的精神不相符的。之所以这样，一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学人向来养尊处优惯了下不了面子，二可能是书读的太多食而不化。但是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是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上存在偏差。
（1）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既然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那么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或社会，而不是理论本身。科学结论应该来源于自然社会，也应该符合客观存在的自然社会，更应该根据变化了的自然社会来发展和调整自己的观点。现在的学术界，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要么是死守马列主义的教条，要么是整段整段的照搬西方的理论，孰不知这种食而不化的“拿来主义”有许多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若要是真的按照这样的蓝图去设计中国的大厦，是要倒楼的是要压死很多人的。所以，与其把外来的理论弄得倒背如流，倒不如真真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那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主义与问题，其真正的效用，并不在于其体系有多完善、理论有多深奥、语句有多洋派，而在于他是不是说明了某个问题、是不是为人接受、是不是为最广大的人群所接受。
（2）科学为什么？地球上本来是没有科学的。他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产物。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劳动，劳动分工的专业化导致了技术的发展，而技术的发展又促使了科学的诞生。所以，科学是为生产服务的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假如你的理论的确是完美无缺，假如你的理论的确是经典深奥，假如你的理论的确是高人一等，可是实际中用不到，可是人们不理解，那么你的理论不说是一个无用的理论至少是一个不十分成功的理论。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人在理论研究以追求“洋”、“古”、“繁”、“奥”这种学院式经典式为乐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这样才显得有知识吧？
（3）科学干什么？我们应该把颠倒了的重新再颠倒过来：把科学神秘的光环摘掉，把科学从高高的神坛上拉下来，让他重返地面。而要这样，我们就要脱掉罩在科学身上那件“官服”，换上老百姓的粗布衫，研究老百姓关心的事、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老百姓理解得了的理。这样做，我们并不需要把科学降到小学生的水平，而只是要降到能够应用的相对应的人群的水平，来最终形成这样的一种氛围：哲学家的话是科学家的技术，科学家的话是工程师的技术，而工程师的话是技术员的技术。也许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来热爱科学和从事科学。
学人之怪现象久经不衰，是科学之大不幸也
1、杂技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政治”似乎是一锅百感交集的混汤：政治=路线，文化大革命的体会想必很多过来人都不会忘记；政治=当官的，因为现在当官的天天要“讲政治”，要“不断改造世界观”；政治=总统或者皇帝或者革命者，什么“治国”啦，“国家兴衰”啦，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或者，政治=“法轮功”、“民运分子”，他们三天两头的闹，据说也是出于“政治目的”。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看杂技那台上的男女演员一个个眼明手快，胆大艺高：或走钢丝如履平地，或玩魔术真假难分，普通人是很难学会的。我不知道搞杂技的人有没有什么“祖传秘诀”之类的传统，但作为门外汉，我认为搞杂技的关键在于“控制”和“平衡”。控制是手段也是技巧所在，平衡是目的也是效果这在走钢丝的节目中最明显：演技稍差的演员手中都拿一件用于平衡的东西雨伞或者长长的钢条，而演技高明的则是靠伸展的双臂上下摆动。在这里：拿雨伞钢条或者摆动双臂是一种控制，在钢丝上不掉下来是因为“平衡”。
政治的奥秘其实也在与此：走钢丝演员控制的是人身体，而政治家控制的则是全社会的人；走钢丝演员只要把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演出就成功了，而政治家只要把全社会的人控制住了就能够做稳江山或者取得江山当然，玩政治比玩走钢丝要复杂得多。
2、矛盾
几乎在基层的所有乡镇里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矛盾：矛盾大的闹的不可开交，矛盾小的也是面和心不和。对发生矛盾的乡镇，组织部门的处理方法一般是：情况轻微的分别做两个人的“思想工作”，情况严重的采取调动的办法棗也不会去追究谁对谁错。
有许多好事者因此出主意：干脆乡镇长党委书记一肩挑，不是一点事都没有了吗？如果这样能成，也行。问题是：1、我们改变不了；2、中央也不想改。
对第一个原因恐怕没有不同意的人。问题是第二个原因：中央为什么不想改？我处于“七品芝麻官”以下的官位，就是“七品芝麻官”，也不见得能向江泽民总书记去问这个问题，江泽民总书记也不见得一下子就会回答或者回答出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中国的文化地理背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国际环境、和统治的实际需要来说起。
中国人有一个似乎是天生习惯，即只有在集权统治下才能稳定，一旦民主的气氛到了一定时候，社会就会发生动荡。着可能是因为我们习惯了长达五千年皇帝集权统治，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疆域实在是太大如果给下面太大的自主权难免要闹独立。
中国原来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党”的。“党”是西方民主的产物，中国只是在孙中山先生创建国民党以后才开始的。此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受到前苏联的极大影响。原来的“党”既没有在组织上形成体系和规模、也没有在纲领上达到自圆其说、更没有在影响上达到相当的程度，充其量只是政客和读书人的一种小团体。党既然是民主的产物，自然不是“独此一家”，最起码也要有两个，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党”。
“党”不能也不可能代替一切：因为所有的“党”对党员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党员的数量是有限的；“党”和“国”也不能“合二为一”：如果“合二为一”，“党”“国”不分，“党”也不是真正的“党”，所以“党”必须通过“执政”，才能达到实现自己主张的目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立起来了，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执政模式：
（1）容许一些其他政党的存在，欢迎他们参政，但不能执政。这就是“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2）党中央通过在各地各部门建立基础组织来达到控制政府（军队）的目的，再通过政府和军队控制社会。这就是“党的领导”
（3）在具体的一个地方政府中。党委书记是实际“一把手”，政府首脑（比如乡镇长）虽然是在名义上政府的“一把手”，但同时又是党内的副书记，所以他实际上是“二把手”，因为他虽然有财权，但是书记有人权，在实际中比财权更有用处。而且上级党委在一般情况下是肯定支持书记而不会支持乡镇长的，除非书记犯了错误。
所以，中国既要集权，又要民主，又要能控制，只能采取这样“三合一”的模式。这些实际存在而且不得不存在的事实，在公开的文件上是没有的，在教科书中也不会明明白白的说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在政道上的人特别是“二把手”，如果不知道这一点，那是肯定要吃大亏的。如果“民运分子”和“法轮功”不知道这一点，而且总是希望把中国变成美国，那也是要吃大亏的。
3、腐败
现在的官场，令老百姓最为痛恨和令中央领导最为担心的当推是“腐败问题”。现在的腐败，可以说是官大的有，官小的也有；党龄5、60年的有，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的也有；有因为犯了连老百姓都不容许犯的赌博嫖娼罪的，也有犯了当官的独有的渎职罪的。真是五花八门。
关于如何治理腐败的高见，中央领导可以说是三令五申，理论家也是绞尽汁，老百姓们也是三个诸葛亮顶一个臭皮匠。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被查的人数是一年比一年的增，被揪出的官是一年比一年的高，被查获的赃款是一年比一年的多。我不敢就此断言推理出“腐败之风一年比一年厉害“的结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腐败之风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抑止。
为什么”腐败之风“得不到抑制？具体的措施我不想谈。但我看在对腐败的理论认识上至少有三个严重的误区：
1、讲”觉悟”还是讲“法律”？我们的防腐拒变措施的第一条便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而“教育”是一种软性的措施，因为“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内因”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那么即使你苦口婆心，也是无济于事。之所以把讲“觉悟”放在第一条，是因为在认识上基于这样一种推理：共产党员都是先进分子，领导干部更是先进中的先进分子；先进分子与普通群众相比是有先进的或者较高的觉悟的；所以首先应该肯定共产党员都是或者总体上是好的；所以对好的人就不必用重措施而应该一教育为主。
2、是“官”是“公仆”还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其他的什么？现在的老百姓叫领导同志为“官”，而我们的领导同志谦虚的称自己为“人民的公仆”，但是我所知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多数把自己当作“普通群众的一员”。理论上对这三者（特别是前两者）的孰是孰非争论很多，但我看都对也都不对：领导干部从管理与被管理的角度看的确是“官”，从共产党的宗旨说也的确是“公仆”，而从法律的角度和同为做人的角度说却又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把这三者的不同前提相互混淆了，甚至变成了一些领导干部取悦群众的“口头禅”和标榜自己的“护身符”。这种现象，在我们的一些纪律处规定中也有体现：如把赌博嫖娼也列入“几不准”？！
3、是“可惜”还是“可恨”？常常有这样的镜头：上级领导在对“犯错误”的下级进行评价的时候，常见的便是“受党培养多年，十分可惜”之类的说词。言下之意究竟是物伤同类还是表现“人情味”也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这样的说法，如果在普通的人与人的角度还算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在领导干部对下级的评价角度就是大错特错了，而如果成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精神，那就害党害国！
人，在骨子里都是差不多的。所区别的是环境不同，给人有不同的制约，所以人在制约的作用下，所决定的取与舍也不同，这样在一个人外表行为上所体现出来也就不同我见过很多原来是无赖现在是大老板的人，在他的身上过去的邋遢和缺乏教养现在已经被现在的大方彬彬有礼所代替。这是人所具有的天性。经济学里有“机会成本”的原理，而在“腐败”问题上，又何尚不是如此？
4、自焚
这几天，“法轮功”似乎又开始嚣张起来了：据互联网上的消息，好象有“法轮功”的第子在天安门自焚。刚好昨天年30晚上看了赵本山的小品：是说一个卖“拐”的人，硬是把一个好端端的腿脚灵活的厨师的腿说“拐”了。其实那个人的腿并没有“拐”，而是他相信了卖拐人的话，以为自己的腿真的“拐”了。这在心理学上称为“心理暗示”。而“法轮功”就是用了这种手段。
“法轮功”的危害如今已是家喻户晓。对于具体的一个人应该是可以控制的：你不去练不就没事了？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非正统的“邪教”发展到如此程度，而且有那么多的人那么高学历那么大的官在里面，而且事到如今仍有那么一批人死心塌地的跟随，就不得不引人深思了。至少，它说明了以下几点：
1、“法轮功”所用的手段并不是一般的手段：上面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而与此相反的是，我们的正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们却是“缺乏手段”、“缺乏办法”、“缺乏点子”。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在革命的初期，思想政治工作是十分到家的：演戏、喊口号、贴标语，搞的红红火火、通俗易懂，老百姓自然是喜欢跟着共产党走。如果不这样，就没有老百姓的拥护，革命也就不会成功。而现在的问题是：上面的领导对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想不出好的办法，下面的实际工作者懒得搞政治思想工作。
2、老百姓的信念甚至是干部的信念发生了危机。我不能说所有的老百姓和所有的干部都是这样，但至少可以说参加“法轮功”的那些人发生了危机。我们不能把发生“法轮功”问题的责任都推到“政治思想工作者”的身上，也不能全怪上面的领导，而应该怪“我们”的脑子太简单和太不敏感。为什么这些人的信念会发生危机？道理其实很简单。
（1）从大的理论方面来说：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是资本主义行将灭亡，而社会主义是欣欣向荣，后来国门一开，全然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现在还是“欣欣向荣”！我们过去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而现在我们说“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经济的运作方式”、“只要存在着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经济就必然和必须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些道理，读书人恐怕接受得快一点，但是老百姓们能一下子接受吗？再说，现在已经在工作的，而且很多在领导岗位上的人恐怕也没有完全的搞懂！另外，他们这一些人，生长在红旗下，受的是完全“正统”的“红色教育”，世界观也好理想信念也好都已经“牢固”地树立，对代表“正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有着深厚的感情，一下子很难转过来。而我们的理论家们尽管花了很多的心思来解释邓小平理论，但是在很多方面还不够完善。
（2）从现实的社会看：过去所没有或者说是至少没有这么普遍的一些东西使老百姓和官们对过去的理想想念发生了动摇。贫富差距、贪污贿赂、“三陪”、娼妓、个人老板等等这些过去国民党时代存在新中国成立时取缔的社会丑恶现象现在是沉渣泛起，随处可见。当然，个人老板现在是国家容许的，我们不去说它。娼妓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但是各地似乎很普遍美其名曰“三陪”的人群中很多人其实就是娼妓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负责打击的各地“公安”，在平常的社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人甚至明里暗里充当他们的“保护伞”，只有在XXX领导要到这里来视察、大的节日到了才会“严厉打击”，而且采取的方法是临时通知并“错位”行动甲地的警察打击乙地的，乙地的警察打击甲地的以防止通风报信。贪污贿赂也是国家法律所不容许的，但是各地的贪官，仅仅从被抓的看，是一个比一个的官位高、一个比一个的金额大、一年比一年的人数多，根源在那里？上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过年之前这几天，各地赴京“跑部”和“攻关”的地方官员纷纷出动。他们去干什么？当然是“争取”资金、项目和政策的居多，但恐怕其中也有许多为个人“私事”的。怎样争取？去说理？文件都有规定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说什么理？这里的奥秘各地的地方官都心照不宣，京城的官们也是心照不宣！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下传，也已经成为官场里一个公开的秘密！再说贫富差距，国家虽然采取了个人调节税的办法，但实际执行中征收的比逃避的要小得多得多！被征收的大多数是奉公守法的在正规单位工作的普通人，那些个体户和私企老板大都漏网！而且有很多的官们和不法商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灰色收入”更是难以统计！这样的现实，难免使人想不通。
所以，问题的问题还在于要从问题的源头入手：在理论解释上更加完善，在教育手段上更加有效，在打击上更加严厉，在调节上更加公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收拢民心，在思想上领导人民群众。
5、国家
国家是政治得以产生和运作基础，或者说国家通过政治来体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国家为什么会产生？它又是什么样的尤物？
对此，有多种的解释。我的认为，还需要从“人的需要”这个最基本的起点出发来进行解释。
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这是指单个的人。如果人一多，需要就更多。按照地域、宗族、以及需要的不同，可以分成不同的社会“团体”。“团体”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在一个“团体”里：
1、由于个人实现“需要”的能力有限，产生了“团体”和“首领”。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单个的人在体力上很难和其他人匹敌，特别是对有限资源的争夺，需要“团体”的合力。另一方面，个人智力的不足，需要比自己高的人来帮助自己。谁来担当这个“首领”，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标准。
2、个人“需要”的多样性需要予以协调和平衡。在一个“团体”之内，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尽相同，“团体”周围一个整体，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只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或者是最大限度的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否则“团体”的目标就太多和不集中，难以实施。这就需要有“人”来平衡和协调。这个人就是“首领”。当然，有单个的“首领”，也有多个人组成的“首领”。
一群人组成一个团体，一个团体有一个代表本团体大多数人需要的团体需要。整个社会又是有许许多多的团体组成，而不同的团体又有不同的团体需要。所以对这些团体需要又要进行协调和平衡，也由此成立了更大范围内的团体。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就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需要协调框架”。而这，就是“国家机构”！
为了使这些机构里的大大小小的“首领”们能专心的为团体内的人办事。人们从自己的劳动结余中拿出一部分作为“首领”们劳动的报酬，这就构成了原始的“税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也不断发展和丰富，需要协调和平衡的内容也不断增加，“首领”阶层的队伍也不断壮大。
但是，“首领”也是由人所构成的。作为人，他们也有自己的需要，特别是随着“首领”队伍的不断扩大和权力的增大。这一部分人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需要，而这个“需要”是和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相冲突的。由于他们掌握了协调“团体”需要的权力，就会在很多的情况下会伤害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这就是“国家的异化”。
所以说：国家作为一个社会的协调和平衡的机器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应该防止的是“国家的异化”。
6.做官
人在官场，不得不对如何做官要研究研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做官的标准”。而这首先得从“官”们是如何当上去的说起。
愤世郁俗的人往往是带有偏见的，总是把官场说成是一片漆黑。其实官场里面，有黑暗的地方，但更多的是糊涂。
在我们的国家，干部不是由群众选上来的，而是由组织部门任命的。当然也有选举，比方说政府的“长”们，一般是要通过“人代会”的选举，组织部门只是“建议”。但是出于两个原因，这样的“选举”也只是一种形式而已：（1）人代会的头头们本身也是组织部门给他们当的，只不过是上一级组织部门罢了。（2）人民代表也是基础的各单位的头头，他们也是组织部门给他们当的，只不过有一些是基层组织部门给他们当的罢了。所以“干部”的当与不当。最终的决定权在“组织部门”或者是领导组织部门的各级党委！
一般来说，干部的提拔有这样几种类型：
（1）被“选”到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干部选择标准。解放初期，讲的是出身和成份；改革开放以后，讲的是学历和文化；而现在，在这基础上又加上了年龄因素。除此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是每次提拔干部都要有一定比例的女干部和无党派人士。所以，如果你在官场，又具有这些条件，那么当“官”的希望就大。因此，在现在时期想要提拔，年龄要轻、文化要高。
（2）被“轮”到的。中国历来免不了要论资排辈。在干部的使用上也是如此，讲究一个“台阶”，一般很少越级提拔的，即使有，也是越那么1、2级，不会太多。这倒不是说在“台阶”上的时间一定要多少长，少则三个月，多则几年，未有规定。所以，如果有耐得住寂寞的，多年的媳妇也能熬成婆。
（3）被“想”到的。组织部门操作的也是人，是人，难免也有失误的时候，也有忘记的时候。再说，现在的组织部门也是人来人往，铁打的兵营流水的兵。人一换，或者一忘记，或许就把你给忘了。当然，也会有偶尔记起的，那时候，你的运气也就来了。
（4）被“挑”到的。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一般的人恐怕碰不到。这里的“挑”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你是XXX领导的秘书、亲戚、或领导的朋友的亲戚等等。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优势，不妨试试。这也不奇怪，“举贤不避亲”吗。
当然，当然还有其他的类型。但都是一些少数情况。所以，当官的标准很模糊，很难把握。人在官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否则的话，是很难想得通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你既然改变不了现实，就要遵循现实。否则，老是和自己过不去，又何必呢？
7、信仰
自从上次听说“法轮功”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以后，各新闻媒体又有了连续报道，而其中竟有19岁的一位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的大学生！昔日清纯的面容如今已被火焰吞噬得不堪入目！不禁使人为之扼腕！
从单个的人来说，我们可以用许多的理由来对他的行为进行解释：可以认为她被李洪志“蒙骗了，也可以认为她是由于某种说不出的原因；可以说她被她的妈妈教育坏了，也可以说她是出于对某种她认为是“美好”的“天国”的向往。等等等等。但是如此多的人对“法轮功”痴迷到如此深的地步，不得不使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信仰问题产生疑问和担忧。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一个社会社会上大多数人认同的“主”信仰，如果一旦没有了这种“主”信仰，社会便会陷入信仰危机。这个“主”信仰也不能是另有目的的旁门左道，否则便会“祸国殃民”。这个“主”信仰，必须是以劝人为善为基点，给人以美好的向往，而且能够“自圆其说”。
这样的“主”信仰，我们以前是有过的那时我们虽然穷，但是却对实现共产主义深信不疑。但是现在我们却茫然了：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而我们周围的社会主义兄弟也都纷纷倒戈；我们需要发展经济，但是伴随而来的社会丑恶现象又使得我们心寒；我们该相信什么？这恐怕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问题。
现在的社会，基本是由三种人构成的：亲自参加革命的老一辈人，生长在红旗下的中青年人和生长在开放年代的少年人。这老一辈人，过世的当然不会再有什么感觉了，仍旧健在的即使有什么感觉也起不了大的作用。中青年人是现在社会的大梁，他们在想什么？官和财，或者用文雅的话说叫“事业”。但是即使如此，他们的内心也是空荡荡得很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最痛苦：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仰被打破又要建立新的信仰而新的信仰却又没有一个完善的权威的理论来支持。最没有痛苦的是少年一代：任自己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漂游，最终把自己变成五彩缤纷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
可是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再拿老一套的说教来教育？不行了：那一套的理论和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相差太远了。连我们自己也说服不了。那么搬国外的来试试？也不行那不成了宣传资本主义？于是我们徘徊，我们应付。而就是在我们徘徊和应付的时候，“法轮功”悄悄的在我们不知不觉发展起来了，等我们一发觉，已经是“法徒芸芸”、“气势凶凶”！所以，才会有天安门一连串的“法轮功”事件！
我们，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最主要的是：我们在打破一种信仰的同时没有将一种新的信仰建立起来，或者说没有达到完善。钱，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便等于经济，钱越多，经济便越发达。这当然是好事。钱，对于个人来说，似乎也是好事。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个缺乏道德标准和法律尊严的社会里，一个人有钱比没钱更具有危害性！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8、愚昧
美国的小布什上台以后，像他的老子一样，喜欢武力：把克林顿搁置的“导弹防御体系”计划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而曾经打过美国中国又被美国中国打败的小日本现在也很嚣张：说要造航空母舰。另外，曾经出现过转机的“巴以和谈”现在也是凶多吉少：新的以色列领导人是一个强硬派。
裁军和削减核武器，自从我们知事起就已经进行过不知有多少次；战争和核武器对人类的危害也是妇孺皆知；而和平和发展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可是世界上崇尚武力的风气却是没有减少多少：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迫的相互的提防相互的较劲。
应该说，经济发展了以后，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人的文明程度和素质是会相应提高的：比如在农村，两个人有矛盾，不是吵架就是打架；而在城市，相应的就会少一些；聪明的人可能会用更文明但是更恶毒的方法进行报复。但是国际上的矛盾却是火药味很浓：动不动就诉诸武力。如果你想和他说理没门！
拳头大做阿哥，是农村愚昧落后的集中表现：如果这家的兄弟多，就可以在乡里称王称霸；如果那家的兄弟少或者只有姐妹，那就注定要遭殃。所以也难怪越是落后的地区计划生育越是难搞：因为都希望多生几个男孩子，将来不会被人欺负。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就难理解了：当权的领导人都是有很高文化水平和政治修养的人中之人，为何也像农村没文化的人呢？
于是我感到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实在是太天真和太善良了：世界并没有变得文明和进步，我们的这个世界依然愚昧。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既然我们没办法改变世界，那么我们就要适应世界。你造航空母舰，他搞导弹防御体系，我也要搞一个什么东西来对付你否则的话难道干等他们来打？
我很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即使这样也是要有条件的：人不犯我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人要来犯你，而你却连防御的本事都没有，还怎么去犯人家？所以说：我们搞经济建设是重要的，因为自己首先要有钱，才能搞军备。但是也不能不搞军备，否则人家一旦来犯，只能是死虾一只。
这样来看：其实现在的世界，与我小时侯的农村没有多大的区别：弱肉强食。个人之间如此，国家与国家也是如此。所以人是天真不得的。要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
9、政治
最近我的 yahoo信箱里，接连收到来自自称是“海外华人”的电子邮件。在信中“他”引用一些“证据”说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人“不是‘法轮功’的弟子”、“从来也没有练过‘法轮功’”、“这些都是造出来的”，等等等等。
我在“牧童政治学”的系列文章中，曾经三次提到“法轮功”。其实也没有专门的予以批判，只是当作一种引子，来说明其他的政治问题，当然其中也用了一些国内报纸通行的说法。但可能就是这些刺痛了“法轮功”们的神经。遭殃的是我的电子邮箱奇怪的出了毛病。而这几天又听到几位朋友的邮箱也收到了这样的信：看来我还是要说说这“法轮功”。
我是一个不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即使发表一些政见，也是想从实际出发说一些道理，让国家更太平，让每一个人活得更快乐。当然，“法轮功”也会说是为国家好为每一个人好，因为是“度人”呀。但是有一点我却很不明白：如果在当今太平年代把那么多的人往政治上推，自己却在美国卖主求荣图享受，这样的“教主”不知是在“度”什么？
佛教也好，其他的什么教也好，凡是正规的“教”，有两点是应该的和共同的：一是“劝人为善”，二是与政治相分离。这前面一点是宗旨，后一点是保证。如果你要搞“政治”，与政府对着干，害得人家为你去牺牲，那么你的宗旨还